在我的學習生涯中，有兩件事讓我決定從西雅圖回到台灣。

       

      2011年夏天，一次偶然的機會下，跟著同學一起到神祕的國度--秘魯，在極度缺乏醫療協助的雅馬遜河流域為村民義診。在為期四天，為200多名村民診治的經驗當中，有一位病人最令我印象深刻：銀灰色短髮搭配黝黑肌膚以及和她笑容很不搭嘎的歪斜脖子。透過翻譯，我得知老太太長期有頭痛及斜頸的毛病，她的棕色眼珠彷彿透露著欲在絕望中尋找希望的殷切眼光，緊接著，當我將雙手輕輕放在頸部側邊，一道乾淨而輕柔的矯正，我忘不了當時起身後她眼中的光芒，她終於可以不再忍受頸椎的痛楚，可以像別人一樣輕鬆地扭轉脖子注視可愛的孫子了。

      

       在西雅圖執業期間，我碰到了一群擁有豐富舞蹈經歷的醫生、物理治療師，並加入他們的學會--西雅圖舞蹈醫學會（Seattle Dance Medcine）。這個學會的大部份成員，都是因為曾經在練舞或表演的過程中不慎受傷，歷經吃藥、打針、手術都無法回復，而忍痛放棄最愛的舞蹈，決心轉讀醫學，希望別再讓愛跳舞的人繼續遭受跟他們一樣的痛楚。我和這群熱愛舞蹈的醫學團隊，常常圍繞著來看診的舞蹈家，依各種不同的醫學背景，為已受傷的舞者、想達到自己極限的表演者提供動作的建議，例如芭蕾的往前舉腿如何更無痛、輕鬆、有效率 ; 訓練使用大腿內側肌群，避免膝蓋受傷 ; 教導如何傳遞力量至腳尖，不讓拇趾外翻繼續嚴重。

       

      這些經歷讓我發現，若能將脊骨神經科學與運動調整結合，吃藥、打針、手術將不再是解除慢性疼痛的唯一解。於是我決定離開美國，回到家鄉，期望帶給大家對健康不一樣的思維。